新刊 | 王璞：青春的旅程与时代的变奏 ——读宋明炜《少年中国》
编者按
二十世纪中国，可以说是革命的世纪。那么革命的力比多——青春，就不可能不成为相关研究的重要命题。青年学人王璞这篇文章，是对旅美学人宋明炜英文新著《少年中国》的书评，从三个部分，层层推进，在宋著和理论、历史，以及自我理解中，自由出入，读来赏心悦目。
青春的旅程与时代的变奏
读宋明炜《少年中国》
文 | 王 璞
（《读书》2017年10期新刊）
一
《少年中国：国族青春重塑与成长小说（1900-1959）》（Young China: National Rejuvenation and the Bildungsroman, 1900-1959, 哈佛大学二〇一五年版；以下简称《少年》）的序幕弥漫着晨雾，作者宋明炜把我们引向现代小说名著《倪焕之》中主人公的旅行。一位典型的“五四青年”水上出行，即将成为传播新思想的教师。立在船头，倪焕之凝视着自己的未来、理想的彼岸，以及朝阳中这古老国度即将重获的青春。
宋明炜：《少年中国：国族青春重塑与成长小说（1900-1959）》（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1 edition，2016）
这是怎样的青年旅程啊，这是多少二十世纪中国故事的开头（甚或结局），《少年》一书带我们重新跋涉于其中：倪焕之实践着启蒙的理念，但没多久他就经历了教育改革的困境和自由婚恋的幻灭。他于是不断地寻求“新的开始”（如宋明炜指出，反复重新开始，正是二十世纪青春故事的问题性动机），参与了五卅运动，却又在国民党清共的逆流中陷入绝望，病死他乡。倪焕之失意之处，茅盾笔下的“现在的教徒”们也正从“五四”的孩子变为“革命青年”，他们在社会解放、政治解放和性解放的浪潮中，用全部的肉身和灵魂体会着“幻灭”“动摇”和“追求”。革命青年在政治悲剧中重新（又是重新！）寻找和时代的进步关联。用宋明炜的话说，茅盾（从政治的左翼和文学的现实主义）将青年书写进了“历史”。这样的历史意识在具体的生活斗争中的获得，就是青年的“成长”。然而，巴金小说中无政府主义青年，却以同样的文化政治激进性，拒绝“长大成人”。他们是劳工运动中的理想者、是肺结核患者、是愤世嫉俗的特异个人、是感伤主义的诗人。他们所走向的自愿牺牲，也是政治上的极端暴力行为。直到《家》的结尾，高觉慧才来到了类似《倪焕之》的开头：那是在郭沫若自传中也出现过的场景，一位男青年由水路出川，置身于险恶而雄伟的三峡之中，滚滚长江水推开新的未来。而抗战中的青年们则是逆流而上，走在被迫内迁的路上。中国的苦难给了他们另外的机会：他们重新发现了内陆，重新发现了民族的复杂精神世界和个体的矛盾现代心理。左翼内部出现胡风派的“主观战斗精神”，西南联大成长起新的青年现代主义诗歌群体。而到了人民中国，茅盾所无法写成的进步女青年的成长小说，终于在《青春之歌》中得以续完。林道静对女性解放、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的追求，终于在无数次碰壁与反思之中、在政治运动的历练和考验以及党（启蒙男性）的“教育”之中得以“升华”。这样的青春旅程以成为革命政党政治的可靠分子而完成了主观和客观的整合，却也失去了（女性）个体的位置。宋明炜称之为对青春的“驯服”。而同样是在五十年代，王蒙的《青春万岁》，却把社会主义青春叙述为不止息的狂欢。可见，在“八九点钟的太阳”的诗意论断中，青春的内在症结并未得到解决；对青年活力的无限召唤和对青春能量的有力规训构成了一对矛盾，伴随社会主义中国始终（参见蔡翔的相关论述）。
1959年《青春之歌》电影剧照
青春旅程和时代变奏之间的秘密，也正是《少年》一书要探寻的。结合了文学阅读的感性和理论分析的深度，宋明炜对青年叙事的溯源以梁启超《少年中国说》为一起点。晚清科幻文学中的“老少年”们，困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终究无法流连于“未来”的“文明世界”。如果按照鲁迅的教诲，“五四”一代的任务则是“肩住黑暗的闸门”，牺牲自己，放孩子们去“宽阔光明的地方”。但作为“五四的孩子”的青年们并没有立刻找到光明。他们失恋，他们自杀，他们暴动，他们在十字街头迷茫，他们在“黄金时代”苟活。甚至于，他们在革命与反革命的血泊中互相残杀。由新时代“询唤”出的大写青春又引出了鲁迅式的悲怆：“世上的青年也多衰老了么？”正如《少年》一书所强调的，青春并不仅仅是指年龄、生理或代际。它表征着一种新的主体性面对历史的特殊质地，它代表了现代性的起源性想象，它构造了意识形态的主导型修辞，它形成了文化政治想象的动力结构。在宋明炜的视野之下，青春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原型”和“象征叙事”。如果说二十世纪是中国采用西元纪年以来的第一个“世纪”，那么青春就是这个“革命世纪”的“时空体”（Chronotope；宋明炜从巴赫金的小说理论中借来这一概念）。
二
宋明炜新著的另一个重大贡献是“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的视角。正如书中所梳理的，“成长小说”这一现代叙事文学的类型名称来自德文，也曾被译为“教育小说”或“修养小说”。这一亚文类在全球文学现代性中的关键地位可谓众所周知。德国早期浪漫派代表人物施莱格尔曾宣告，他们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事变有三样：法国大革命、康德批判哲学和歌德的《威廉·迈斯特》。从早期浪漫诗学到二十世纪卢卡契的小说理论，《威廉·迈斯特》（“学习时代”和“漫游时代”）都被认为是成长小说的典范。如果说在经典的现代性话语中康德将“启蒙”定义为人摆脱精神奴役、变成理性的主人的过程，那么，成长小说所书写的就是个人在纷乱无根的现代“散文化的世界”（黑格尔语）中一点点走向“成熟”和“成型”（Bildung）的故事。在青年卢卡契的名著《小说理论》中，个人由生至死的历程，在一个充满反讽碎片的现代性“无家状态”之中，为史诗文学提供了仅存的统一性和“内在的形式”。在他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名篇《叙述还是描写》中，卢卡契又一次认为，正是个人在社会历史环境中的有机成长和变异，构成了“内在的诗”。
歌德：《威廉·迈斯特》（Create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latform，2015）
宋著同样借重了卢卡契等人的批评话语，并在理论上不断在和这一传统进行深切对话。在成长小说中，青年时代的“学习”和“漫游”几乎是必不可少的内容。不过，根据歌德所建立的典范，成长的叙事并不会停止在青春旅程；更明确地说，青春的实现必须同时是青春的克服。迈斯特们的浪游所换来的“成熟”是个体对局限性的体认（歌德意义上的“断念”），对自身的历史位置的确定，对一技之长的耐心锤炼，在看似无意义的日常生存中确立意义。于此，自我脱去了青春的狂乱，无论世事纷杂，它将赢得“随时间而来的智慧”（叶芝语）。在青春的终结处，个体拥抱自身的局限并获得了“形式”。
然而，也就是在这里，我们在《少年》一书中遭遇了中国成长小说的内在悖论。读完宋著之后，我认为二十世纪中国的青春叙事的困境可以被概括为青年旅程的戛然而止或不知所终；在这样的故事里，青春或许无限饱满，也会反复挣扎、不断破灭，抑或消解和耗尽，但却始终无法超克自身，无法走向“成熟”“定型”和“形式”。在这样的成长小说中，“成长”之路似乎预先就阻断了，“长久而耐心的工作”（冯至心中的里尔克模式）永远无从展开，时间所给予的智慧无人认领。质言之，中国的成长小说孜孜以求的是成长，最终却成为“反成长”的小说，因为历史没有给出关于个人“成熟”的叙事可能性。
《倪焕之》《虹》《财主家底儿女们》《青春之歌》显然都是中国现代成长小说的范本。只是倪焕之不得不在反复开始而无从成熟的困局中死去，《虹》不得不停在深入历史寻求个人形式的新路起点。正如宋著所有力阐明的，路翎的主人公蒋纯祖最大程度地代表了“主观战斗精神”、自我意志力和个体能动性，但这一尼采超人式的奋斗却把“成长”变为“不断的变化过程，没有明确的终点”（251页），“路翎的成长小说是一个症候，指向一种似乎无法消耗的主体自我的内在机制，拒绝屈从于任何限制”（252—253页）。最后，蒋纯祖也在青春得以定型之前死去——没有成熟的死亡，成为中国成长小说必须接受的叙事选项。他的肺结核，正如宋明炜一再指出的，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中反复出现的不治之症，已经成为青春的“疾病隐喻”，或者说是中国青年在灭亡处的断崖状纪念碑。因此，面对主观和客观的冲突，唯一给出了“成熟”形式的似乎只有《青春之歌》，不过那是女主人公的“政治成熟”，小说也必须在那里结束，因为林道静不再是一个个体，而成为非个人性的政治进程的一部分。个人在青春结束之处如何成长和定型，仍悬而未决。
叶圣陶著，盛增祥画：《倪焕之》连环画（1982）
宋明炜在书中对这一矛盾现象做出了这样的理论提炼：一方面是“无形式的”甚至拒绝形式化的青春躁动活力，另一方面是不断出现的将青春“形式化”的历史努力。一方面，青春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了看似无尽的身心资源和看似无限的变革可能；另一方面，历史对青春的赋形却流为对青春的滥用和消耗。在成长小说的范式之下，随时间而来的智慧也就是对自我和世界的历史性认识。但在中国现代文学中，个人成长和历史运动的辩证法没有展开（卞之琳最终焚稿的长篇小说《山山水水》可谓又一例子），因为“形式”更多的是来自外部的规训。其实阅读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就可以知道，二十世纪中国青春成长的彼岸可能非常单一：如批评家们所点破的，理想主义青年林震的最好结局或许是成为又一个刘世吾，久经考验但却染上了官僚灰色的干部。在“文革”结束之前，著名诗人穆旦，曾经的入缅远征军青年，已经身心俱疲，看到了青春“幻想的尽头”。“青春的爱情”“喧腾的友谊”和“迷人的理想”都已变得冰冷，历史所给予他的智慧仅仅剩下“痛苦”：“那是日常生活。”青春有时竟化为“苦汁”，滋养了“智慧之树”，未能完成的自我不得不对它发出“诅咒”（穆旦:《智慧之歌》）。
三
在勾勒“少年中国”梦的缘起时，宋明炜也指出，这种青春的文化政治绝非中国所特有，而有着全球的谱系。就像霍布斯鲍姆在《革命的年代》中提及的，十九世纪欧洲民族主义兴起时，各地志士都是以“青年”为国族独立运动命名（青年意大利、青年波兰、青年希腊、青年匈牙利，不一而足）。顺着这一线索来看，到了二十世纪——霍布斯鲍姆所谓“极端的年代”、阿兰·巴丢笔下短暂的“革命世纪”——青春的文化政治又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新的痉挛和躁动。阅读宋著，我不禁联想到德国犹太裔批评家和思想家瓦尔特·本雅明的学生时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帝制德国，少年本雅明积极投身于“青年运动”，尤其专注于中学、大学教育改革，和他的同志们一道，反对封建传统对教育方法的钳制，也质疑资本主义所产生的功利分科，倡导自由人格的全面发展。这不仅仅是和歌德的“圆形发展”以及迈斯特成长范式一脉相承，而且也足以让我们跳转到宋明炜多次分析的“五四”以来中国文学中不断出现的“教育”母题。本雅明学生的最重要文章之一就题为《青春的形而上学》。遗憾的是，当“一战”爆发，本雅明在青年运动中的精神导师却公开号召德国青年参军入伍，为帝国主义列强的争霸战去牺牲。这给本雅明以沉重打击，而有些当年的同志不堪重负，选择自杀，更使得他最终否弃了德国青年运动及其“形而上学”。这样的经历在一代欧陆知识分子中也非孤例。恩斯特·布洛赫和卢卡契也都体验过青年运动的失败和友人乃至恋人的自戕。他们中的有些人也许再也没有走出那段青春的绝望。而这，也同样让人想起宋明炜所处理的中国成长小说中的死亡。
瓦尔特·本雅明
在风雷激荡、波谲云诡的时代变奏中，青春“形而上”为全球二十世纪的迷信，而同时用鲁迅的话说，又“形而下”为“暗夜”中的过早“凋零”。法国当代哲学家阿兰·巴丢是典型的“六八”一代，当年“五月风暴”中年轻的毛主义分子，当他反思青春这一历史的同时也是哲学的主题时，曾痛切而深刻地感慨道：“但青年时代也是这样一则存在的断片：置身其中，人很容易把自己想象为独一无二，而人们当时想的、做的都是后来成了一代人的典型特征的事情。年轻是一种力量的源泉，是决定性的相遇的时期，但这些相遇又受制于靠重复、靠模仿而得来的那种太过便宜的领会。思想只有通过不断的、细腻的劳作才能自决于时代精神。渴望改变世界并不难，在这样的青年时期，这对我们仿佛是最起码的事情。更难的是感知到这样的意愿本身可能只是为这样一个世界得以持久化的诸形态提供质料而已。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青春，即便和对青春的承诺一样富有感召力，也还总是这样一个‘青年白痴’。这种认识，在以后的岁月中，使我们抵御得住乡愁。”（《不竭的欲望》）“青年白痴”不仅是一种戏谑说法。青春不应成为空洞的承诺和“时代精神”的“质料”。在历史的消耗战中，巴丢的“抵御”其实和鲁迅对“身内”“身外”青春的领悟有共通之处。
阿兰·巴丢
这样的青春反思也指向我们当下紧迫的文化困境。宋明炜的文学史考察下限设在一九五九年。但在全书的“尾声”，他把我们从过往的青春旅程引回到当今的“小时代”。青春正在成为“成功学”的泡沫、物质/情感生产的驯良劳力、消费文化的“质料”。用作者的话，新世纪之交的“新人类”的文学所表现的是“被动成长”。而现在已经是二〇一七年，韩寒们、卫慧们、郭敬明们等所谓“新人类”也已经在名利中“老”去。由于已经不存在任何抗争性的文化政治，这种青春的耗尽也可能毫无意义。当我们在用“七〇后”“八〇后”“九〇后”这样的标签来划分代际时，就说明连“时代精神”都早已归隐，只剩下机械空洞的时间伴随着资本的涛声逝者如斯。这时我们真正懂得了鲁迅的话：“青年们很平安，而我的面前又竟至于并且没有真的暗夜。”
换言之，历史的纵深全抹去了。我们知道，宋明炜也是研究科幻文学的先锋学者。在书中，他特别提到了刘慈欣的《微纪元》：在后人类的乌托邦中，微型新人忘却了一切历史悲剧，永远年轻，永不长大，生活在无忧无虑中。这是扁平的乌托邦，是放弃了一切乌托邦理想和乌托邦失败创伤的乌托邦。这是一个只有现在而没有历史景深的青春。今天业已“衰老”的青年，是否愿作为晚清“老少年”的翻版，周游于扁平青春的乌托邦？抑或这一切不过是消费主义“恶托邦”的又一镜像？质言之，今天的青春如何老去？获得关于自我和历史的新知识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艰难，也更迫切。
宋著开始于一场雾，我的读后感也想在一场雾中收束。诗人冷霜在《我们年龄的雾》中把失去了历史感的年龄比作一个“谜”、一场雾：“当我/看见你时，我已在你之中。”在我看来，《少年》一书的意义远不仅止于引人入胜的专题研究。它以生动而有力的笔触打开了一个关于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文化问题的关键领域，纠缠着想象的政治、体验的历史，而我们仍身处其中。它提醒我们去厘清二十世纪的青春之雾，从而重新寻找自我和历史的可能性关联。
二〇一七年草于马萨诸塞州炼狱溪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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